标题： 跑腿小哥恶意加价，如何制裁更合理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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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上海跑腿小哥为居民购买6袋泡面20个鸡蛋收取900元的事件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据警方调查，外卖骑手赵某在疫情期间多次私下联系客户提高跑腿费，并在将代购物资送抵目的地后现场恶意加价，非法牟利2万余元，目前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

面对疫情封控，外卖骑手、跑腿小哥成为维持市民生活的重要力量。然而，赵某的行为显然突破了民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底线，不仅显失公平，也引发了关于如何制裁更合适的讨论。

有人认为，由于外卖服务是基于日常的民事委托关系，即使在疫情期间，市民自救，小哥提供服务，也应按约定行事，不宜将此类行为上升到刑事处罚的高度。从刑法规定来看，非法经营必须是违反国家规定，实施需要法律授权的特殊经营行为。而快递小哥的入门条件与特许经营并不沾边，疫情下的跑腿业务即使通过平台接单，就接单者个人擅自提价而言也不算是一种经营性活动。

然而，也有观点认为，跑腿小哥的接单和加价行为是一种提供服务的交易行为，可能涉及到刑法规定的强迫交易罪。但赵某当着朱女士和志愿者等人的面，实施坐地加价的行为，没有实施暴力、威胁手段，并不符合强迫交易罪的构成特征。

必须看到，正值疫情期间，跑腿小哥坐地加价的行为的确触碰了民众脆弱的安全感，也放大了其社会危害性。受害者可以通过投诉，从外卖平台挽回经济损失，同时平台单位对这样的跑腿人当给予最严厉的处罚，甚至将其纳入行业诚信黑名单，使其失去从事相关职业的资格。

因此，在其他方法可以制裁并足以挽损的情况下，刑罚还是要保持其最后的手段性。毕竟，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，而非过度干预日常生活。

作者： 金泽刚（同济大学法学教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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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 深层数据执行策略，金泽刚：跑腿小哥恶意加价，如何惩处更合适？